站在崇明经济园区临江的招商服务中心，窗外的长江入海口浊浪滔天，与远处东滩湿地的芦苇荡构成一幅奇特的共生图景。这21年，我见过太多企业老板推开这扇窗——有人盯着江面感叹“黄金水道的物流优势”，有人指着湿地问“生态红线怎么突破”，但更多人最终会问：“崇明，在长三角到底能扮演什么角色？”这个问题，我陪招商团队回答了上万遍。从最初“上海的后花园”到如今“长三角绿色发展的样板间”，崇明园区的角色变迁，恰是中国区域经济从“规模扩张”到“质量跃升”的微观缩影。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后，这片被长江滋养的土地，不再仅仅是上海的生态屏障，更成了长三角探索“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”的试验田。今天，我想以一个21年“招商老兵”的视角，聊聊崇明园区在长三角坐标系里的真实角色——那些写在规划文件里的定位，终究要靠一个个企业落地、一个个项目生根来验证。
生态基底：长三角的“绿肺”与碳汇先锋
谈崇明，绕不开“生态”二字。但很多人没意识到，崇明的生态价值从来不是孤立的，而是长三角生态安全体系的核心节点。2018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成立时，我们园区接待过一个特别的考察团——长三角生态环境联合研究中心的专家团队。他们带着一份《长三角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报告》，其中明确指出：崇明岛的湿地碳汇量占长三角地区湿地总碳汇的12.3%，相当于每年吸收100万辆汽车的尾气排放。这组数据让我第一次意识到，我们招商时反复强调的“生态优势”，其实是长三角共同的“生态资本”。
这些年，我们对接的生态类企业越来越“硬核”。比如2021年引进的某环境科技集团，他们最初看中的是崇明的土地成本，但最终被我们的“生态招商门槛”打动——企业承诺研发的“土壤重金属修复技术”，必须先在崇明东滩的退化湿地上做中试。后来他们的技术不仅解决了崇明部分农田污染问题，还拿到了长三角生态共建示范项目补贴，产品推广到了苏南的太湖治理项目。这让我深刻体会到，生态招商不是“守着金山讨饭吃”，而是要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。就像我们常跟企业说的：“在崇明，你的环保技术不仅能落地，还能在长三角找到应用场景。”
当然，生态基底的角色也意味着“有所为有所不为”。2019年，一家大型化工企业计划投资20亿元建设精细化工园区，我们评估后发现，虽然能带来短期税收，但项目废水排放标准与崇明“水功能区划”存在冲突。招商团队为此争论了三个月，最后还是决定放弃。当时不少人不理解：“隔壁城市抢着要的项目，我们为什么推？”但后来长三角出台《产业生态环境准入负面清单》，类似的项目被全面叫停，我们反而成了“有远见”的一方。这21年，我见过太多因短期利益牺牲生态的园区，最终陷入“先污染后治理”的恶性循环。崇明的生态基底，决定了我们必须做长三角的“生态守门人”，而不是“污染接收站”。
产业承接：绿色转型的“缓冲带”与升级器
长三角产业梯度转移是个老话题，但崇明的承接逻辑很特殊——我们从不“捡到篮子都是菜”，而是要做绿色产业的“过滤器”和“孵化器”。记得2016年对接某新能源汽车电池企业时，他们的诉求很明确：从上海浦东外迁，需要500亩土地和配套厂房。当时周边不少园区开出更优惠的条件，但我们提出“三个绑定”：绑定研发中心落户（不低于投资总额的15%）、绑定本地供应链配套（至少3家崇明企业进入其采购链）、绑定碳足迹管理（产品全生命周期碳排放需低于行业平均水平）。企业一开始觉得“麻烦”，但两年后他们主动反馈：“正是这些‘绑定’，让我们在长三角供应链中找到了差异化优势。”现在，这家企业已成为长三角新能源产业链的“隐形冠军”，带动了崇明5家配套企业成长。
崇明的产业承接，本质上是对长三角传统产业的“绿色化改造”。2020年，我们引入了一家纺织印染企业，这家企业从浙江嘉兴转移而来，原本是高耗水企业。我们要求他们同步引进“无水印染技术”，并联合东华大学共建“绿色纺织实验室”。现在，这家单位产值能耗较嘉兴时期下降了40%，产品还打入了上海的高端服装品牌供应链。这个案例让我明白，产业承接不是简单的“空间位移”，而是“价值重塑”。长三角的制造业正在从“规模导向”转向“质量导向”，崇明正好提供了转型的“缓冲带”——企业在这里既能享受土地、劳动力等成本优势，又能借助上海的科创资源完成技术升级。
现代农业是崇明产业承接的另一张王牌。长三角地区人口密集、耕地紧张，崇明的“生态农业”恰好能填补高端农产品供应的缺口。2018年，我们对接了一家苏州的有机农业企业，他们看中的是崇明的“净土、净气、净水”资源，但担心物流成本。我们协调崇明物流园区开通了“生鲜冷链专线”，从田间到上海超市的运输时间压缩到2小时以内。现在，这家企业的崇明基地不仅供应长三角高端超市，还成了上海交大“农业物联网”的示范基地。这21年，我见证了太多“长三角餐桌上的崇明味道”——从“崇明大米”到“崇明蟹”，从“生态蔬菜”到“功能性食品”，崇明的农业正在从“生产导向”转向“消费导向”，成为长三角都市农业的“后厨房”和“实验室”。
科创赋能：生态科技的“转化器”与策源地
长三角科创走廊的布局，让崇明从“科创边缘”变成了“生态科技的前沿”。很多人以为崇明只有生态，没有科创，这是个误区。事实上，崇明聚集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、崇明生态研究院等10多家科研院所，在生态修复、绿色农业、低碳技术等领域积累了大量专利。2022年，我们园区成立了“长三角生态科技转化中心”，专门对接张江科学城、G60科创走廊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。比如去年引进的“藻类固碳技术”，就是从中科院植物所转移到崇明的，现在已在东滩湿地建成中试基地，每年可固定二氧化碳5000吨。
科创赋能的关键，是要让“实验室技术”变成“市场产品”。2020年，我们对接了一家复旦大学的创业团队，他们研发的“生物降解膜”技术获得了国家专利，但缺乏中试资金。我们协调了区里的“科创引导基金”，又帮他们对接了长三角绿色基金，最终在崇明建成了全国最大的生物降解膜生产基地。现在，他们的产品不仅替代了崇明农田的塑料薄膜，还进入了江苏、浙江的农资市场。这个案例让我深刻体会到，崇明的科创角色不是“跟跑者”，而是“转化者”——长三角的科创资源像“毛细血管”，崇明园区就是把这些“血管”连接到产业“肌体”的“节点”。
“产学研用”深度融合是科创赋能的核心密码。2021年，我们联合上海交通大学、崇明区农委成立了“长三角生态农业技术创新联盟”，整合了高校、企业、政府的资源。比如联盟内的“智慧农业”项目，通过物联网设备实时监测土壤墒情、作物生长，数据同步上传到长三角农业云平台，供苏、浙、皖的农户共享。这种“不求所有、但求所用”的科创模式，让崇明成了长三角生态科技的“共享实验室”。说实话，这21年，招商工作早不是“拉项目”那么简单了，更像是在“搭平台”——把长三角的科创资源、产业需求、政策支持捏合在一起，让创新要素在这里自由流动。
区域联动：跨域协同的“黏合剂”与试验田
崇明的地理特殊性，决定了它必须是区域联动的“黏合剂”。崇明三面环江，一面靠海，过去是“上海的孤岛”，如今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，反而成了连接上海与苏、浙的“桥梁”。2019年，我们牵头成立了“崇-苏-通”产业园区联盟，与苏州工业园区、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签署了《跨区域产业协作协议》。比如2022年，一家苏州的智能制造企业通过联盟平台，在崇明设立了“长三角总部”，利用崇明的土地成本和苏州的研发资源，实现了“研发在上海、制造在崇明、市场在长三角”的联动模式。这种“飞地经济”不是简单的“产业转移”，而是“功能互补”，让长三角的产业链更完整、更韧性。
政策协同是区域联动的“硬骨头”，也是崇明的突破点。过去，长三角各园区的政策标准不统一，企业跨区域发展常常“水土不服”。2021年，我们联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6个园区，推出了“企业迁移政策互认清单”，涵盖工商登记、环保审批、人才认定等12个领域。比如某企业在青浦注册研发中心，在崇明设立生产基地，现在两地的环保审批可以“一地受理、同步审批”，节省了近一半时间。这种“制度型开放”的探索，让崇明成了长三角政策协同的“试验田”。说实话，协调这些政策时，我跑了无数趟长三角示范区执委会，有时为一个审批流程要开三次协调会，但看到企业真正享受到便利，就觉得值了。
公共服务共享是区域联动的“软纽带”。崇明虽小，但在公共服务上从不“画地为牢”。2020年，我们与太仓、常熟共建了“长三角人才服务驿站”，三地的高层次人才可以共享住房、医疗、子女教育等资源。比如一位在崇明工作的苏州籍专家，通过驿站享受了太仓的人才公寓，孩子也能在常熟的重点学校上学。这种“不求所在、但求所用”的人才共享模式，让崇明成了长三角人才的“后花园”。21年招商下来，我见过太多企业因为“人才留不住”而放弃落地，现在通过区域联动，这个问题正在慢慢破解——毕竟，长三角的人才本就是流动的，我们要做的，是让他们“来了不想走，走了还想来”。
服务升级：营商环境的“生态圈”与陪伴者
招商的本质是“服务”，崇明的服务逻辑很特别——我们不说“我们有什么政策”，而是说“我们能帮你解决什么问题”。2021年，一家外资企业落地时遇到了“水土不服”：他们的外籍高管不熟悉中国的审批流程，员工对崇明的通勤环境有顾虑。我们园区成立了“一对一”服务专班，帮外籍高管办理了“长三角人才居住证”，协调开通了“园区-市区”的通勤班车，还组织了“崇明生活体验营”，带他们逛东滩、吃农家菜。半年后，这位高管主动说：“没想到崇明的服务比上海还贴心。”这让我明白，招商服务不是“一次性交易”，而是“长期陪伴”——企业落地只是开始，成长才是关键。
“全生命周期服务”是崇明招商的“金字招牌”。我们把企业从落地到成长的过程分为“孵化期-成长期-成熟期”，每个阶段匹配不同的服务。比如对孵化期企业，我们提供“拎包入住”的标准化厂房和“创业导师”一对一辅导；对成长期企业，我们对接长三角的产业基金和供应链资源；对成熟期企业，我们支持他们设立区域总部或研发中心。2022年，一家生物医药企业从“孵化期”进入“成长期”，需要扩大产能但资金紧张。我们协调了上海科创基金和崇明引导基金，成立了10亿元的生物医药产业子基金，帮企业解决了融资难题。现在，这家企业已成为长三角生物医药领域的“独角兽”。这种“雪中送炭”的服务，比“锦上添花”的政策更有吸引力。
数字化服务是招商升级的“加速器”。2020年疫情期间，我们推出了“云招商”平台，企业可以通过线上完成项目洽谈、政策咨询、审批申报。比如去年对接的一家杭州互联网企业，全程通过“云招商”平台落地，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5天，创下了崇明项目落地的最快纪录。现在，我们正在开发“长三角企业服务一张网”，整合崇明、苏州、南通等地的政务数据，让企业可以“一网通办”跨区域业务。说实话，这21年，招商工具从“电话传真”变成了“大数据平台”，但核心没变——企业要的不仅是“快”，更是“确定感”。我们要做的，就是通过数字化服务，让企业在崇明的发展路径更清晰、更可预期。
人才集聚：绿色智慧的“引力场”与栖息地
长三角的竞争，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。崇明的人才逻辑很独特——我们不跟上海、杭州拼“薪资待遇”，而是拼“生态宜居”。2021年，我们做过一项调研：长三角地区35岁以下人才选择工作地点时，“生态环境”的权重已超过“薪资”，成为第二大因素（仅次于“职业发展”）。这给我们招商团队很大启发：与其花大价钱补贴人才，不如打造“人才愿意来、留得住”的生态。比如我们推出的“人才生态积分”，人才参与环保活动、志愿服务可以获得积分，兑换住房补贴、子女教育等福利。现在，崇明的人才流失率已从2018年的18%下降到2022年的8%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“逃离内卷”，来崇明“躺平式创业”。
“产才融合”是人才集聚的核心路径。我们招商时从不“先招商后引才”，而是“招商与引才同步”。比如2022年引进的某新能源企业，我们要求他们同步引进5名行业领军人才，并给予每人200万元的“人才创业补贴”。现在，这5名人才已组建了30人的研发团队，申请了12项发明专利。这种“引进一个项目、带来一个团队、形成一个产业”的“链式引才”模式，让崇明的人才集聚和产业发展形成了良性循环。说实话，这21年，我见过太多“重资产、轻人才”的园区，最终因为缺乏创新动力而衰落。崇明的实践证明，人才不是“成本”，而是“资本”，绿色人才更是长三角绿色发展的“第一资源”。
人才生态的“软环境”往往比硬件更重要。崇明虽然不如上海繁华，但“慢生活”恰恰成了吸引人才的“秘密武器”。我们每年举办“长三角人才生态论坛”，邀请专家学者、企业代表、人才代表共同探讨“如何打造宜居宜业的人才生态”。比如2023年的论坛上，一位从上海辞职来崇明创业的年轻人说：“在上海，我每天加班到凌晨，住在30平米的出租屋；在崇明，我有了自己的院子，早上在东滩跑步，晚上和邻居一起烧烤。虽然收入少了一半，但生活质量提高了十倍。”这段话让我很触动——人才对“好生活”的定义正在变化，崇明的生态优势，恰恰能满足他们对“诗意栖居”的向往。
总结：崇明园区的长三角角色——从“生态孤岛”到“绿色枢纽”
21年招商路，崇明园区的长三角角色经历了从“被动承接”到“主动赋能”的蜕变。它曾是上海的“生态后花园”，如今是长三角的“绿色实验室”；曾是产业转移的“承接地”，如今是科创转化的“加速器”；曾是区域发展的“边缘者”，如今是协同联动的“黏合剂”。这种角色的转变，本质是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，区域经济从“同质竞争”到“错位发展”的必然结果。崇明的实践证明，生态与经济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可以相互成就的——当生态成为核心竞争力，绿色产业就能成为新增长极，生态科技就能转化为新动能。
面向未来，崇明园区的长三角角色还需要进一步深化。一方面，要继续强化“生态基底”功能，在碳汇交易、生态补偿等制度创新上走在长三角前列；另一方面，要加快“绿色产业”生态构建，推动产业链、创新链、人才链深度融合。更重要的是，崇明要成为长三角“绿色生活方式”的引领者——不仅生产绿色产品，更要传播绿色理念，让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成为长三角的共同价值追求。这21年，我见证了太多企业在崇明落地、成长、壮大，也见证了崇明从“招商”到“选商”再到“育商”的升级。或许，这就是崇明园区最独特的长三角角色：它不仅是一个产业园区，更是一个“绿色发展的孵化器”，一个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样板间”。
招商平台作为崇明园区对接长三角的“桥梁”，在角色扮演中始终发挥着“纽带”作用。我们不仅是政策的“翻译官”，更是资源的“连接器”——把长三角的科创资源、产业需求、人才要素精准匹配到崇明的产业生态中；我们不仅是企业的“服务员”，更是成长的“陪伴者”——从项目落地到产业升级，全程提供“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力度”的服务。未来，招商平台将进一步深化与长三角园区的协同联动，探索“飞地招商”“基金联动”“人才共享”等新模式，让崇明园区的长三角角色更加立体、更加丰满，真正成为长三角绿色发展的“战略支点”。
